需說明的是，本文討論的科技體制弊端，都是對應于市場創新體系的部分，不包括支持“國家創新體系”的“基礎、前沿、公益性”研究的部分。

上篇：行政主導型科技體制消極弊端剖析

傳統的行政主導型科技管理體制，所實行的是一種指令性推進機制：政府根據國民經濟或國防發展需要，下達科研計劃，并配套相應的研究及生產經費；科研成果一旦完成，由國企承擔任務，將其轉化應用。目前，政府更多采用的是一種引導性科技推進機制：財政投入巨額資金，通過支持課題研究、鼓勵技術創新、獎勵優秀成果的辦法來促進應用型科技研究、推動企業自主創新。但由于這種辦法本質上依然屬于“行政主導”，由巨額資金所推動的科技創新機制，往往低效運轉、無效空轉，科技家在做無用功同時，還會與政府官員一起“擊鼓傳花”，所以，其弊端甚至超過了傳統體制。

1、“科技三項費”的消極弊端剖析

所謂“科研三項費”，是指政府財政為支持企業科技進步而設立的新產品試制費、中間試驗費和重大科研項目補助費。由于這筆經費，往往直接投放給企業，無論最終怎樣，總會發揮一定效益，其浪費程度相對較輕。但由于這筆經費的公益屬性和“行政配置、外行掌控”特點，卻難免存在低效弊端。

“科技三項費”多數情況下，無償劃撥、無償使用，即便有資金回收要求，也沒有硬約束。正因如此，使“三項費”變成了人人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企業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因此，有迫切科技創新需要的企業申請，沒有迫切需求的企業，編個項目也要申請。又由于“三項費”，要通過財政渠道下撥，“雁過拔毛”，中途被截留、挪用、擠占情況防不勝防。還由于“三項費”要求各級財政分設，這樣，在基層科技局那里，一個項目經費，可能只有數萬元。這種象征性的科技扶植，當然發揮不了任何作用。“三項費”的資金性質和投放方式，是其可能產生低效弊端因素之一。

正由于“科技三項費”的投放、使用過程易出問題，因此，如何管好、用好這筆資金，便一直是主管部門頭痛的事情。于是，各級政府不斷制定、頒布有關加強“三項費”管理、防止被“截留挪用擠占”的辦法。在這些辦法中，有的詳盡規定了各種經費報銷范圍，并制定了嚴格的“立項”、“核撥”、“驗收”程序。其中，不僅每個階段有十一、二道程序，而且，在核撥年度中，每年還要重復十二道程序。每道程序，要么需填表，要么需論證，都要耗費時間、人財物力。如此繁復的程序，必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益——特別是由于創新科技的生命是有時限的，有時可能審批程序未走完，市場機遇已喪失。“三項費”的行政配置方式，是其可能產生低效弊端因素之二。

問題是，無論制定多少法規，增加多少程序，“科技三項費”都是通過官員發放、監控的。又無論科技官員怎樣公正、財政審計官員怎樣無私，他們都只能保證經費按程序投放，不被擠占，而不能確保經費本身能發揮高效益。道理很簡單，在企業或科技家所從事的復雜科技活動面前，官員永遠只能是外行。即便是外聘專家，也面臨同樣問題——專家沒有萬能的。特別是在某些情況下，當領導“條子”比專家意見更管用時，科技經費打水漂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實際上，許多結項報告，只是應付官員的，有的甚至會變成“擊鼓相傳”的游戲之“花”。“三項費”掌控官員的外行局限，是其可能產生低效弊端因素之三。

 最后，我們即便假定上述導致低效的因素皆未發生影響：資金用在刀刃上、項目推動了企業進步、科技經費發揮了效益——這樣的結果，是否意味著就不存在弊端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科技三項費”無論多大規模，都不能滿足所有企業的需求。盡管投放前會有論證，但這并不能保證科技經費的機會收益最大化。投放給甲企業的資金，如果當初投給乙企業，產生的經濟效益可能會更大。同時，市場競爭，機會公平本身就意味著效率。科技經費無償或低償投放給某些企業，這本身就違反公平原則。更嚴重的是，在具體操作中，政府的投放對象往往偏重大企業、明星企業、國有企業，忽視中小企業、一般企業、民營企業，難免產生“馬太效應”:迫切需要資金的企業得不到支持，資金充裕的企業則輕易獲得各種經費。這必然造成科技經費的機會效益最小化。國家為支持汽車業自主創新投放的資金效益，便是典型例子：民營企業幾千萬難求，卻有重大突破；國有企業幾個億到手，卻交上白卷。“科技三項費”非市場化配置，是其可能甚至必然產生低效弊端的因素之四。

2、政府科研基金的消極弊端剖析

政府的應用型科研基金，就是為了支持科技創新，而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但在現實中，多數政府科研基金的運用效率甚低，甚至低于“科技三項費”。究其原因，既與經費的“行政配置、外行掌控”特點相關，又與其“多頭交叉、封閉運轉”模式相關。

政府科研基金的財政屬性，必然使上述導致“科技三項費”低效弊端的因素，在這里大多存在。科研基金，也是不吃白不吃的“唐僧肉”。一些課題，其立項本身，就是騙取經費的。據傳媒披露，許多到手的經費，僅有４０％用于科研。而用于科研部分，也多用于添置設備。其結果，便造成了中國科研單位的設備超高閑置率。科研基金項目也有嚴格的申請、管理、驗收程序，研究人員也忙于填表、匯報、應付檢查，這不僅耗費了科技家的時間和精力，也可能因此錯過許多重要機遇。科研經費也是掌控在少數官員及權威手中，也必然產生經費分配不公的“馬太效用”嚴重挫傷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一些科技“包工頭”一面掛名謀利包攬課題，一面轉包項目，剝削他人為之打工。這些低效弊端因素，又因科研基金的“多頭交叉、封閉運轉”模式而被放大了。

所謂“多頭交叉”，是指政府科研經費，往往由多部門同時發放。譬如，國家科技部、教育部、人事部以及各省市政府，分別設有數百種以“重大項目”、“重點項目”、“青年項目”、“留學人員項目”、“創新工程項目”等等命名的專項基金。這樣，科研人員通過不同渠道，以大體相似內容，重復申請課題經費或同一課題被重復立項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項目本身具有實用價值，但重復立項、重復勞動本身，也會造成科研資金、科研資源的巨大浪費。

所謂“封閉運轉”，是指許多科研基金，由于沒有直接轉化應用目標或渠道，課題從立項、招標到最后完成、驗收，都是在科技家與政府機構間往返進行的；基金發放單位，最后拿到一份“專家鑒定”的“國內一流”結題報告就完事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研究項目確系具有應用價值的“真花”，一旦被鎖在科技文檔中，也沒有實際意義——當然，有些也會變成“擊鼓相傳”的游戲之“花”。相對說來，基金項目如此“無果而終”，比重復立項所造成的浪費更嚴重。應用科技成果，如不及時轉化應用，其自身價值也將歸零。實際上，參與研究或主持評審的科技家或專家，凡恪守學術良知、珍惜國家資源者，無不希望其研究或審定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但最終結果往往與他們的良好愿望背離，這之中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立項審批或結題評審專家，所看重的往往只是項目自身的科技創新性和學術價值，并不太重視其市場效益。于是，便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專家一致肯定或推薦的科研項目，或因技術過于超前、出色，缺少配套工藝條件；或因產品本身市場前景不妙，企業不愿接納；或因項目轉化成本過于昂貴，缺少競爭力等等，最終，可能都無法實現有效轉化。反倒專家不看好、不夠檔次的科技成果，可能產生巨大的市場效益。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是需要有配套機制的，而這，也就是市場創新體系所要建立的機制。但目前恰恰缺少這種機制，所以，一些技術適用、可操作性強、市場前景看好的技術產品，也會轉化無門，不得不束之高閣。

3、政府科技獎項的消極弊端剖析

政府設立科技獎的動機，也是為了支持科技進步和企業創新，但由于目前存在的“獎項泛濫、價值沖突”等問題，其實踐效果同樣不佳；在虛假繁榮背后，極易產生嚴重弊端。

先說“獎項泛濫”。任何獎項的價值，并不在頒獎者地位，而在獲獎者成就及獎項所實際發揮的激勵意義。如果諾貝爾獎門坎很低，評的多是三流科學家，那么，它早就被國際學術界拋棄了，對推動人類科學進步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國目前以各級政府名義頒發的科技獎項，名目繁多。科技部從1999年開始壓縮，到2006年，省市級的科技獎已從每年三萬項壓到六、七千項。但這依然是個龐大數字，它意味著每年仍有數十萬人次獲獎。由于門坎低、獲獎者眾，它們對推動科技進步或企業自主創新，很難發揮真正的激勵效用。

再說“價值沖突”。科技獎的評審，無論怎樣設定標準，它都必然要側重項目自身的科技創新性或學術價值，這與課題評審時的專家價值取向是一致的。而這是很正常的，因為科技獎畢竟不是經濟獎，其標準只能重視SCI索引²，而不能看市場效益。但對企業而言，市場效益卻是衡量科技成果的惟一尺度。成果的科技價值與市場價值，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價值是難免沖突的。如上所述，科技先進的成果，未必能成功轉化，即便成功轉化，也未必獲得良好市場效益。盡管在這個過程中，非技術因素可能起重要作用，但對科技成果而言，如不能及時轉化并占領市場，那么，它的科技價值也會喪失。如著名的激光照排技術，如果當初只是一味爭取獎項，不迅速占領市場，那么今天，我們可能只有使用國外技術了——在當今世界一體化的市場上，是不會有人迷信政府獎的。試問，這樣的獎項再多，對企業發展、對國家的自主創新又有什么意義呢？

人們會問：既然這樣，大家為什么還要爭取獎項呢？原因很簡單，無論獲獎成果對企業創新是否產生真實效用，但政府獎本身帶來的榮譽和金錢卻是真實存在的。特別是對那些獲得“科技三項費”或研究基金的企業家和科技家而言，能獲得一個科技獎，就可證明其成果的價值，給有關部門一個圓滿交代；有關部門就可憑此證明自己支持科技工作的成績，投放的經費沒有浪費；獲獎企業或個人則可憑此爭取更多的科技資金。這樣，整個過程，盡管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嚴肅，實際上卻是各方在攜手做著科技“擊鼓傳花”游戲：政府科技經費（“科技三項費”和研究基金）——單位個人項目申請、項目研究或實施、結項報告——政府部門驗收；政府設科技獎項——單位個人成果申報——政府組織評選、頒獎；獲獎的單位個人繼續申請科技經費——成果繼續申報獲獎……。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資助的項目，都變成了游戲之“花”，轉了一圈，最后回到了政府手中。問題是，這個游戲的代價太昂貴了，每一支“花”都是由大筆財政經費栽培的，當它們最終傳回時，各方都獲得了多贏效益，名利雙收；惟一的輸家，則是國家！³當然，有人會質疑這一描述的合理性，因為現在許多科技獎已把經濟效益作為評獎條件了。但深入了解一下就會發現，這些所謂經濟效益數據，往往是靠不住的。因為即便某項目產生了經濟效益，在多數情況下它也是難以單獨核算的：同樣的科技產品，不同的企業，生產規模、管理水平、營銷策略不同，產生的經濟效益可能截然不同：甲企業虧損，乙企業盈利。正因為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難以準確測評，所以，這一規則并不能阻止那些無效益的成果參評，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擊鼓傳花”的游戲本質。在這樣一個游戲機制下，各級政府在科技獎上的投入越大，它對科研活動產生的脫離市場的離心力越大，所產生的消極弊端也越大。

中篇：行政主導型科技體制負面弊端剖析

行政主導型科技體制，在許多情況下，不僅不能推動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甚至還會誘發行政腐敗和學術腐敗，并最終嚴重妨礙科技創新。這些，便屬于負面弊端范疇。

關于現行科研體制可能誘發行政腐敗或職務腐敗問題，輿論已有所批判。當一個處長掌控上億科技經費，而經費撥付又缺少剛性約束時，他們與申請人做灰色交易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現在，申請科研基金，申報科技獎項，都需要“公關”、“運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而所謂“運作”、“公關”，無非是“請客、送禮、行賄”的雅稱而已，其首要對象，就是政府官員。有行賄，當然就有貪污。科研人員的職務腐敗或貪污問題，值得高度警覺。據圈內人披露，科研人員把國家科研經費變成私款的“洗錢”方式有多種：一、購買設備的大筆回扣；二、購買汽車房子，最后納為私產；三、購買保險；四、合作研究：讓合作者開出高價，支付后再私下吃回扣；五、產業化，自己建公司，拿科研經費入股；六、旅游消費……。鑒于目前的科研經費數額巨大，因此，科研人員貪污涉罪金額是要超出一般貪官的。這個問題因溢出本文題旨，我們不多討論。

關于現行科研體制可能誘發學術腐敗問題，雖已引起輿論的關注，但仍有討論的必要。所謂學術腐敗，是指以追逐名利為目的，踐踏學術規范的造假、摻假、護假行為。通常，人們把學術腐敗歸因為科技、學術界的學術失范、教授無德、學者無行。這當然不錯。但僅限于這樣的認識，還是不夠的。如果教授、學者只從事教學研究，如當年西南聯大那樣，我想，學界也不會涌現諸多無德無行者。眾所周知，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實行量化管理。而基金項目、科技獎項，無疑是權重極高的量化業績或政績了。科研人員可憑它們提升職稱，獲得種種學術榮譽，高校院所可憑它們躋身于“XXX工程”、獲得更多經費。因此，無論于“私”于“公”，爭項目、獲大獎，都是共贏的好事，科研成果的真假成色反倒是無關緊要了。為了這共贏的目標，很多情況下，領導會與科技家攜手“公關”，去“運作”項目或獎勵。這就形成了學術腐敗滋生的體制性誘因。

同時，由于行政主導的科研活動處于“封閉運轉”狀態中，許多應用型課題項目，甚至不需要公開發表；又由于在這一過程中，從課題項目審批、鑒定，到科技獎項評選，往往是同一撥學術權威或學術官員參與主持，他們彼此既是“運作”主體，又是“公關”對象，很容易進行利益交換，這就形成了學術腐敗蔓延的機制性條件：甲專家投票鑒定乙專家的課題優秀，乙專家投票同意甲專家的項目獲獎。沒有交換條件的單位或個人，或直接用紅包侍候，或以邀請講學名義“雅賄”，然后獲得科研項目或獎勵……。這種盈利謀名套路一旦形成潛規則，其巨大的名利場效用必然會誘發更多的科研造假、抄襲、剽竊、注水行為。近年來，學術界揭露的科技造假丑聞，只是冰山之一角。像把國外已發表的成果，在國內重新立項，騙取上百萬經費然后順利結題的案例已不新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震驚全國的“漢芯造假”大案了。這些丑聞大案，之所以到了最后關頭，才被輿論揭穿，就因為它們的存在，符合各方利益，一旦被揭穿，則是多輸結局。因為在所謂“擊鼓傳花”的游戲中，即便傳的是“假花”，只要無人戳穿，游戲也可照樣進行；如果太較真，游戲玩不下去，大家會集體掃興！

但科學畢竟不是游戲。學術腐敗所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行政腐敗，它不僅是一個浪費科技資源、騙取學術榮譽的問題，而是一個戕殺科技創造力的問題。科學精神，貴在求真；科學探索，沒有捷徑。當一個學科帶頭人搞學術腐敗時，無論他是否被揭露，客觀上已踐踏了科學精神、帶壞了科技隊伍。當一個青年科技人員，學會了靠拼湊、抄襲搞研究的“投機取巧”術之后，他就喪失了科研原創力。同時，學術腐敗的蔓延，必然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那些恪守學術規范的科技人員，要么被邊緣化、被無情淘汰，要么因難耐寂寞，加入到腐敗學術隊伍中來。總之，學術腐敗對中國科技事業已經或可能造成的戕害，是怎樣估計也不為過的。

下篇：建立市場創新體系與革除科技體制弊端

應當承認，認識行政科技體制弊端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革除這些弊端。這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已實行多年的行政科技體制、機制背后，是由巨大財權、事權帶來的部門利益。一旦徹底改革，這些部門利益便會喪失，因此，它肯定會遇到巨大阻力。另一方面，革除行政科技體制機制弊端的目的，是支持建立市場創新體系。但“破舊”不等于“立新”，如果市場創新體系找不到有效建設路徑，那么，政府即便決心革弊創新，也會因對傳統路徑的依賴退回舊體制。因此，探尋體系創新之路更為關鍵。如何使國家財力與高校院所科技創造力，以市場為紐帶形成合力，共同服務于企業自主創新，這是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

1、建設市場創新體系的有效路徑

在討論市場創新體系之前，我們必須明確，這一體系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中小企業，而不是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大型企業。建設市場創新體系的核心任務，是建立一個能為中小企業配置科技資金和科研力量的市場機制。而建立這樣一種機制的關鍵，是在于能降低科技產品的研發、交易、轉化各環節的風險。因為科技產品不是普通商品，從科研立項到出成果、到成果轉化、再到市場銷售，每個環節都有不確定因素，都面臨高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讓科技家自己籌資搞項目、上項目、下海辦企業，絕非正常路徑，不僅失敗概率極高，客觀上也浪費了科研創造力；讓中小企業獨立投資，從支持前期科研到完成后期轉化，也近乎天方夜譚；而一般市場資本，“不見兔子不撒鷹”，不愿為前景不明的科技成果投資；中小企業資信度低，銀行更不會輕易貸款支持。

因此，要讓市場創新體系真正建立并有效運轉，便需要政府在這些關鍵環節上出場了。政府應該用財政資金支持并搭建起聯通“科技家—科技市場—企業”之間的風險資本橋梁，使科技家與企業家在可承受的風險條件下，根據市場需求和彼此能力，進行科技產品的研發、交易和轉化。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政府要把財政資金直接轉化為風險基金，必須借鑒國企改革經驗，把財政資金與其它資金捆綁，在“政企分開、產權明晰”前提下，組建獨立經營的風險投資基金，即所謂的科技“育種”、“育苗”基金。具體辦法是，各級政府作為出資人，把截留下來的科技經費一分為二：一部分與高校科研單位資金合資，組建半市場化運作的科技“育種”風險投資基金；另一部分與社會風險資本合資，組建市場化運作的科技“育苗”風險投資基金。“育種”基金是服務于科研的，所謂的“種”，便是指可進行產業化試驗的應用科研成果；“育苗”基金是服務于科技成果轉化的，所謂的“苗”，便是指可進入產業化生產的轉化成果。

政府將科技經費投入科技“種、苗”基金，可有效地推動市場創新體系的建設。首先，它提高了科技資金的使用效率，杜絕了各種空耗或腐敗漏洞。由于基金產權明晰、權責明確，當基金管理者為各自利益精心經營時，政府科技經費也可“搭便車”，實現保值甚至增值。再加上政府年年追加投入，捆綁的社會風險資本總量會逐年大幅遞增，從而滿足市場創新體系運轉對資金的需求。其次，它大大解放了高校院所的科技創造力。當科研單位建立起眾多“育種”基金之后，自然使單位領導與科技家由面向政府、爭取獎項，轉到盯住市場、服務企業上來了。最后，它大大增強了中小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科技基金把科研“國家隊”引入市場，等于讓眾多一流人才直接、間接為中小企業所用。通過全國科技市場聯網，企業的創新需求，是較容易找到承接任務的“育種”基金的。接下來，企業可尋找“育苗”基金投資，一起“孵化”轉化，并投入生產。在外部資金與人才支持下，千千萬萬中小企業加入到自主創新行列中來，便標志著市場創新體系的建設目標已經實現了。鑒于科技基金的組建方案較復雜，筆者有專文討論，這里只將其概要內容列表附錄文后，供有興趣的讀者參閱。

2、行政科技體制弊端的革除方案

行政主導型科技體制機制之種種弊端既已充分暴露，理應徹底革除。同時，科技“種、苗”基金設立，需大筆財政資金支撐，弊端革除越徹底、截留并投入的資金越多、所發揮的推進科技創新功能越大。這一負一正兩筆賬，是很容易算清的。但在實踐中，地方政府因路徑依賴、“穿新鞋走老路”的情況，也非常普遍。

目前地方政府常見做法是，原有的科技基金、獎勵項目維系不變，用增量科技經費，實施新的科技推進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讓本地企業與高校院所“聯姻”建立“科技創新平臺”、增設“高科技產業孵化基地”等等。這些措施，無論冠上什么名稱，由于依然是行政主導，其固有弊端依然存在；同時，由于各方利益難以協調，“聯姻體”往往不了了之。因此，這些背離市場導向的探索，不宜提倡。問題還有更重要的一面：如果原有科技推進機制不改革，那么，市場創新體系難以有效運行。由于科研人員面向科研基金、科技獎項搞科研時，零風險，高收益，所以，只要它們存在一天，就不能讓科研人員一心一意面向市場、服務企業搞科研。因此，原有科技體制機制弊端，必須徹底革除；如留有尾巴，問題反倒難以解決，因為它產生的種種弊端可能更大。

認識統一之后，革除弊端的方案倒很簡單了。中央政府，可保留支持基礎、前沿、社會公益性研究的科研基金，但支持公益應用科技研究的部分，也應借鑒美國做法，大部分通過各專業部委（國防科工委、衛生部、交通部、農業部等）投放，避免重復立項造成的浪費弊端。此外，屬于支持一般應用型科技研究的基金，全部撤銷。地方政府的科研基金，大部分是支持應用研究的，亦應全部撤銷。

對科技獎勵問題需專題研究。我支持科技部關于逐步由“以項目為主”向“以人才為主”評獎方式轉變的設想。但此事涉及既得利益者眾，逐步削減難度更大，惟一刀切，才能有成效。具體方案，就是國家只設“自然科學大獎”和“自然科學技術獎”，每年分別評2人和10人。主要獎勵對象，是在基礎、前沿、社會公益性研究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科技家。凡在面向市場的應用科技研究或產品發明中作出貢獻的人員，除個別具有前沿性質的研究者（如王選）外，一般不在獎勵范圍，因為市場已給予了獎勵（他們可獲得國家榮譽）。各省市政府可設“自然科學技術獎”，獎勵對象可包括應用型科技人才。但要每兩、三年一評，每屆同樣不超過10人。這些評獎，都不能采用“個人申報、單位推薦”模式，而要“同行舉薦、專家評選、輿論監督”。如此改革的結果，科技獎便不會成為無效科研成果的助推器了，“擊鼓傳花”游戲也做不下去了。至于民間團體的非贏利性評獎，政府應支持并監督，但同樣不能與個人考核掛鉤。

3、政府科技管理體制應向服務型轉變

建立科技“種、苗”基金、改革現有科技推進機制之后，政府官員便從各種繁瑣的評審、評獎工作中，從各種“條子”、“關系”中解放出來，這可有效推動政府科技管理體制由主導型向服務型轉變，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可專心為市場創新體系創造良好的運行環境。這方面的任務其實很多，包括建立或支持建立完善的法律系統、公平的交易規范、合格的中介組織、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等等。關于科技市場的法律完善和交易公平問題，如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輿論早已注意到了，無須多論。關于合格的中介組織缺位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圍繞著科技創新、創業，目前迫切需要技術評估、投資咨詢、市場預測、產品設計、廣告包裝、企業形象策劃、商品營銷代理等方面的專業中介公司或中介人的支持與服務。離開這些中介組織，科技創新產品未必轉化為適銷商品、更未必在經營中獲利，最終，科技“種、苗”基金可能嚴重虧損。目前，地方政府組建的一些“官辦”中介組織，由于缺少專業知識，服務意識欠缺，已明顯不適應市場的需求。政府要一面支持高校培養合格專業人才，一面吸引海內外優秀人才加入，培育市場化的中介組織。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特別是類似納斯達克的創業板市場，是科技風險資金得以自由進出的有效路徑，其重要意義不可低估。鑒于有關決策正在落實，此處不多論。

此外，政府還有一項重要的服務工作，就是為科研創業人才提供良好的、能解除后顧之憂的生活環境。現在，各地政府往往喜歡出臺種種優惠政策吸引科技人才聚集。其實，高科技人才看重的，可能是工作環境周邊是否有高水平的中小學、高質量的醫院，因為對這些精英而言，孩子教育、家人健康是大問題。在這些軟環境方面工作到位，比政府越位直接支持企業創新的功效更大。

附錄：

科技“育種”、“育苗”基金的組建方案：

名稱      內容	科技“育種”風險投資基金	科技“育苗”風險投資基金
基金目標	支持應用型科技研發推出可供產業化試驗的具有潛在市場競爭力的應用研究成果	支持應用型科技成果轉化試驗生產推出可供產業化應用的具有現實市場競爭力的科技項目
投資主體 比例分配	政府  40％左右大學或公立科研院所60％左右	政府  30％ 左右內資企業、銀行 或 公眾股份70％左右
管理主體	大學和科研院所	基金管委會或董事會
基金規模	１０００萬以上	５０００萬以上
基金性質	半市場化基金構成人員工資及多數管理費用不在基金之內	完全市場化基金構成人員工資和管理費用在基金之內
基金 組成人員	基金法人、首席科學家、 項目責任人、業務談判代表、律師、會計師、審計師、項目推介人等。	基金董事、基金法人、基金經理、基金監事、項目經理、首席專家、業務談判代表、律師、會計師、審計師、項目監理、項目推介人等。
基金主要 運作流程	企業向基金訂購、定購科技“種子”。或：基金根據市場需求組織科研項目獨立“育種”。	基金與目標公司聯合購買“種子”合作“育苗”。或：基金根據市場需求收購科技“種子”獨立“育苗”。
基金風險 及收益分 攤方式	企業按“育種”項目約定價的20—50％交納訂金或定金。“育種”成功基金按約獲酬，企業毀約按合同賠償；育種失敗基金退還訂金或賠償定金。 高校自主“育種”項目，研究成功后上市交易獲利。“育種”項目失敗或交易不成功，基金承擔全部損失。 研究者只獲得基本經費。“育種”失敗，個人沒有勞務收益；“育種”成功，個人按約定比例獲利。 基金盈利部分，財政資金不參與分配；正常虧損部分，各方按比例補充。基金虧損嚴重時，要宣布撤銷，政府不再投入資金。	企業承擔“育苗”項目總成本的20-50%，基金出資其余部分，并約定“育苗”成功后的回報率。“育苗”成功，基金按約獲利；“育苗”失敗，各自承擔損失。 基金獨立“育苗”項目，成功后可上市（包括創業板市場）交易獲利。“育苗”項目失敗或交易不成功，基金承擔全部損失。 基金盈利部分，財政資金不參與分配，讓利于其它資本；虧損部分，財政資金不再彌補。基金虧損嚴重時，同樣要宣布破產，財政資金不承擔債務。當基金擴大到一定規模時，政府可抽回資金。

1 “科技”概念通常是“科學”、“技術”的統稱，但在“科技”與“科學”對舉時，“科技”主要指稱屬于“技術”范疇的研究活動及成果。本文中“科技”概念，在多數情況下，便與“技術”同義。把“科技”誤讀為“科學”，把“科技價值”混同“科學價值”，這也是造成行政科技體制機制弊端的重要認識論原因。筆者將另文詳論這個問題。

2  最近有專家尖銳地指出，能進SCI索引，就是要對美國、日本的產業有用，絕大多數對中國是沒有用的，因為中國整個生產技術水平都很低。所以，中國大學老師申請國家錢，是在為外國服務。

3  這規律與文科的泡沫學術一樣，參見拙文：《泡沫學術“多贏”背后的“多輸”》（《南方周末》２００５、１１、１０）

注：本文發表于《社會科學論壇》 2008年4期